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气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作风，极大地引导和影响了抗日根据地的政风和民风，形成了党风政风民风的统一体，这就是著名的“延安作风”。可以说宝塔山下、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他们承担着人类解放、抗日救国的责任。他们的传统是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他们的作风是团结、紧张、活泼、严肃。

毛泽东曾全面概括了延安当时的新气象，他说：“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个“十没有”，就是良好党风、良好政风和良好民风的统一体，生动地反映了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新风尚新气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各级官员们贪腐成风，形成了“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大发国难财的严重腐败的状况。不但战时陪都重庆党政军宪特等官场腐败弥漫，国民党驻地方的军队也奢侈腐化之风严重，军纪败坏、欺压百姓。据宋任穷、李宗仁等历史见证人回忆，当时驻守河南的国民党政府汤恩伯的军队被人民群众称为四大灾害之一。四大灾害即“水旱蝗汤”，“水”者洪水也，“旱”者指的是旱灾，“蝗”是蝗虫，“汤”就是汤恩伯。可见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关系，特别是抗战胜利后，腐败的国民政府在接受日本受降的过程中，其接收大员大搞“五子登科”，即到收复地区抢“金子、银子、房子、车子、女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荡然无存，国民政府迅速失去了民心，失去了优势。

1940年6月，爱国侨领陈嘉庚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到重庆、延安等地视察慰问。当陈嘉庚先生看到陕甘宁边区的为政清廉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贪污腐败恰成鲜明对照时，他对国民党表示了极大失望，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5年7月，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他在日记中写道，“延安的街道是整洁的，阶下有水道，没有一寸土是荒着的。只觉得在座各位高级将领，一般定以为飞扬跋扈的了不起，那里知道一个个都是厚实稳重，和我平时想象完全两样……”在延安看到的一切，让黄炎培这位阅历丰富的民主人士看到了国家的希望。随后，黄炎培写下了《延安归来》很快出版，给全国同胞展示了延安的社会风貌。

历史已经告诉人们，最终是共产党的“延安作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艰苦奋斗打败了国民党的“西安作风”——脱离人民群众、奢侈腐败。可见，党风问题关系人心向背、党的生死存亡和事业成败。